篆刻藝術發(fā)展到晚清，呈現(xiàn)了多姿多彩的流派格局，從技法到理論已趨于完備、成熟。到了近現(xiàn)代，篆刻藝術進入了全盛時期，印家們已不再滿足于流派的門戶之見，而是從先秦印到明清流派之間融會貫通，銳意創(chuàng)新，形成個性突出，面目新穎而多元的局面。這一時期最有代表性的篆刻家有吳昌碩、黃士陵、錢瘦鐵、王禔、陳師曾、齊白石、趙泥古、鄧散木、來楚生、陳巨來等。在這些名家中，影響最大的當首推吳昌碩、黃士陵、齊白石。

　　吳昌碩（1844—1927），初名俊，又名俊卿，字昌碩、倉石、倉碩、蒼石、昌石等，別號缶廬、苦鐵、樸巢、老缶、大聾、酸寒尉、缶道人等。浙江安吉人。詩、書、畫、印四絕，其藝術影響至今，是進入近現(xiàn)代崛起的第一位杰出的藝術家。

　　吳昌碩的篆刻得力于他的書法，而他的書畫又受益于他的篆刻。他的篆刻初學浙派，其中錢松對他的影響最大。后習新皖派的鄧石如、吳熙載，同時對趙之謙十分欽佩。他能廣取各家之長，獨辟蹊徑。入印的篆法在前人的基礎上摻入石鼓文的字勢、筆意及歷代金石碑碣文字的造型特點，使結體開合挪讓，圓中見方，無不體現(xiàn)出古意奇趣。章法受其畫風影響，朱白對比，輕重疏密，以整體博大的氣勢，表現(xiàn)出獨有的審美情趣。他的刀法喜用鈍刀，中鋒直入，沖刀兼披，凝煉含蓄，樸茂渾成，達到了厚重不滯板，精巧不浮華，把筆情刀趣表現(xiàn)得出神入化。

　　吳昌碩的印章形式同樣十分豐富，先秦古璽和秦漢印的鑄、鑿、封泥和以他獨有的石鼓文體式，均能表現(xiàn)得妙趣橫生，不囿成法，標新立異。在印邊的處理上，不拘古法，變化多端，時出新意，擴展了篆刻藝術形式美的寓意。到了晚年，吳昌碩的篆刻藝術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境界（見圖3—27），被稱作“吳派”。受他影響的代表印家有王個簃、沙孟海、諸樂三等。吳昌碩的影響不僅在海內，而且在日本風靡一時，被敬若神明。

　　黃士陵（1849—1908），字牧甫，一作穆甫、穆父，號倦叟，晚年別署黟山人、倦游窠主等。安徽黟縣人。他在藝術上與吳昌碩一樣，是一位造詣很深的多才藝術家。特別在篆刻上，獨樹一幟，堪稱一代宗師。他的書法以魏楷、大篆見長，筆力犀利，神氣溢然。所作花卉，濃墨重彩，別具一格。在黃士陵的經歷中，曾涉足過攝影、西洋繪畫，這對他的審美觀和藝術視野的擴展，起著重要的作用。黃士陵的篆刻，始學鄧石如、吳讓之，并涉獵浙派諸家，尤其趙之謙對他的影響最大。他曾得到過盛昱、王懿榮、吳大徵等名家的指點，又有機會博覽了周、秦、漢很多金石文字、文物，使他的眼界大為開闊，學識大進，因而才能融會各家，創(chuàng)出自己燦爛的篆刻新天地。

　　黃士陵的入印文字涉及面極廣，而且能融會各種體式，成自家之法，較趙之謙更進一步。他的篆刻章法，粗看安詳平和，細審卻疏密對比，斜中取正，平中見奇，氣度不凡，且格調高雅，書卷氣撲面而來；用刀快口薄刃，疾沖暢達，光潔明凈，神采奕奕，而且印面不作任何人為的斑駁。他曾在印跋中說：“漢印剝蝕，年深使然，西子之顰，即其病也，奈何捧心而效之。”可見他的藝術主張與創(chuàng)作是完全一致的，同時與吳昌碩又是完全相反的。他們各取不同的審美道路，又同樣登上了篆刻藝術的高峰，為篆刻藝術作出了杰出的貢獻（見圖3—28）。

　　齊白石（1863—1957），原名純芝，后改名璜，字渭清、瀕生，號阿芝、白石、借山吟館主者、寄萍老人等。湖南湘潭人。為近現(xiàn)代杰出的詩、書、畫、印藝術大師。齊白石的篆刻屬大器晚成，他的風格形成經過較長的時間，到70歲左右才衰年變法，自成一家。

　　齊白石篆刻，早年受浙派影響，后改學趙之謙。同時吳昌碩、黃士陵對他都有過不少的影響。進而窺探先秦古璽、秦漢印和秦漢銘文及六朝碑版的文字造型，且兼融《祀三公山碑》、《天發(fā)神讖碑》、秦權量銘文，創(chuàng)造了平直縱橫、簡約雄強獨特的入印文字。其章法別出心裁，朱白對比大起大落達到了極限；線條斜直呼應，敬側相生，其手法常常出人預料，卻又每印平穩(wěn)，具有強烈的時代氣息和藝術感染力；刀法發(fā)展了趙之謙“丁文蔚”印的技法，大刀闊斧，迅疾暢達，霸悍之氣溢于印面（見圖 3—29）。

　　齊白石的創(chuàng)造性精神是無與倫比的。他曾說：“其篆刻別有天趣勝人者，唯秦漢人，秦漢人有過人之處，全在不蠢，膽敢獨造，故能超出千古。”其實他自身的創(chuàng)作實踐就是如此。齊白石的篆刻藝術，在近現(xiàn)代確立了大師的地位，為中國篆刻史譜寫了新的篇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