水天中生于1935年，與我父親同庚，且和我父親一樣，竹清松瘦，性格內斂。因此，我對他有一種天然的親近感。

不過，就出身而論，水天中與我父親卻是天壤之別。相比我的父親從鄉(xiāng)村考上師范才改換門楣，水天中可謂龍血鳳髓。他出身書香門第，其父水梓先生，清末考上北京法政學堂，曾留學歐美，后任甘肅省立第一中學校長、甘肅省政府代理秘書長、甘肅省教育廳廳長等職，為民國時期西北的一代名儒。水天中在這樣的家庭氛圍中長大，受父親的影響與傳統(tǒng)文化的滋養(yǎng)，自然是冰清玉潔，擁有一種高貴的血統(tǒng)。這從他后來為人的秉公任直和做學問的嚴謹求真等方面，都能夠反映出來。

據水天中自己透露，他兒時酷愛文學，意欲向文學方面發(fā)展，但在上大學時，卻被保送到了西北軍政大學藝術學院，也就是今天的西安美術學院。因此，陰差陽錯，原本喜歡文學的水天中，卻因為自己的繪畫特長，一腳踏進了美術界。說起來，這也是人生的宿命。不過，水天中雖然大學就讀的是美術專業(yè)，與文學失之交臂，但文學愛好卻伴其一生，構成了他人生的底蘊與人格的修養(yǎng)。

俄裔美籍畫家尼古拉·費申說過：“一個人的精神基礎在兒童時代開始奠定，并和周圍環(huán)境一起成長直到老去。”對于水天中而言，后來轉向美術理論，應該說，與他兒時打下的文學功底不無關系。

1955年，水天中大學畢業(yè)，分配至甘肅省文化局工作。正當他躊躇滿志，準備施展自己的才華時，一場厄運不期而至。1957年，受“反右運動”沖擊，水天中被下放河西走廊西端的玉門花海子農場勞動改造，經歷了一系列坎坷與磨難。然而，對于這段苦難經歷，水天中卻泰然接受，不僅沒有放棄自己的信念，而且還將其轉換成了不斷前行的動力。

法國作家巴爾扎克說過：“苦難是人生最好的老師。” 對于水天中而言，他被下放農場勞動，反使其更加深刻地認識了中國社會。水天中轉到美術理論后，總是能夠將理論問題聯(lián)系到人性，深刻地揭示出藝術風格變化的背后動因與精神訴求，我認為，就是受益于他的苦難經歷?？梢哉f，是苦難賦予了水天中對問題的理解深度，也是苦難使他對所有人的歷史遭遇都能夠身臨其境、感同身受。

動亂的結束，對于水天中來說，是一個峰回路轉的機遇。繼1977年國家恢復高考后，中國藝術研究院也于1979年向全國招收美術理論專業(yè)的研究生。遠在甘肅平涼某中學任美術老師的水天中，得益于這個機會，從西北考入北京，成了中國藝術研究院的首屆碩士研究生。自此，水天中依托于中國藝術的最高研究機構——中國藝術研究院，開始介入中國現(xiàn)代美術思潮，在梳理歷史文脈的同時，也不斷撰文參與創(chuàng)作現(xiàn)場，為中國新藝術的濫觴做了許多理論奠基工作。

從中國藝術研究院獲得碩士學位后，水天中被留院工作，成了中國藝術研究院承前啟后的學術中堅。此后，他擔任過中國藝術研究院美術研究所所長，《中國美術報》主編、《美術史論》主編等職，為美術界的思想解放，以及“85美術新潮”的興起，貢獻了巨大力量。直至1989年，受“反自由化”運動的牽連，水天中被迫離開領導崗位，可以說，他不僅完整地參與了20世紀80年代，而且成了思想啟蒙的一個標志。

20世紀90年代以后，水天中雖然不再擔任中國藝術研究院美術研究所的領導職務，但他以學者身份介入藝術現(xiàn)場，更是煥發(fā)出了強大的思想活力。這期間，他不僅組織了不少重要展覽，而且還出版了許多美術史和藝術理論著作，為中國當代美術的發(fā)展做了許多學術引領與人文鋪墊工作。

我認識水天中，是新世紀以后，得益于中國美術批評家年會的機緣。此時的水天中，雖然早已是美術批評界的泰斗級人物，但一如繼往地提掖后學，尤其是對于同樣喜歡文學的我，給予了許多生活關照與思想啟迪。當他得知我熱衷于文獻收藏后，不僅送了我好幾本他的理論著作，而且還把他多年收集的藝術展覽請柬，全部轉贈給了我。我知道水天中退休后，曾把自己的所有藏書和部分文獻捐給中國藝術研究院，手上資料已所剩無幾。所以，他將僅存的一些展覽請柬，送給非親非故的我，讓我受寵若驚，感到了責任重大。

水天中將自己多年的積累和收藏，交付給我這個批評界的后學，當然不是為了讓我延續(xù)他的收藏，而是一種歷史的囑托。這就像諸葛亮贈兵書給姜維一樣，包含了思想的繼承與人格的信任。

十九世紀法國歷史和政治學家托克維爾說過：“當過去不再昭示未來，心靈便在黑暗中行走。”可見，歷史的傳承多么重要，抑或可以成為現(xiàn)實的航標與未來的指路明燈。從這個意義上說，我要感謝水天中，感謝他為我留下許多藝術史的憑證，從而為步其后塵的我，鋪墊了批評的理路，指明了思考的方向。

2022.11.20于北京通州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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