沙南侯獲碑

　　《沙南侯獲碑》，漢隸碑刻。東漢永和五年(140年)刻于宜禾(今新疆巴里坤哈薩克自治縣)。

　　清道光十五年(1836 年)，清人薩湘舲途經(jīng)鎮(zhèn)西(今哈密一帶)煥彩溝時發(fā)現(xiàn)該碑，始拓以歸。據(jù)清《八瓊室金石補記》載：“字徑四尺許。”清《平碑記》載：“隸法亦參差不齊，方子東推為遒古瑰麗。”，文字遒古瑰麗。上海圖書館所藏就是潘祖蔭舊藏的《沙南侯獲碑》。有天津康氏翻刻本。上?！渡裰輫饧肥杖氡洝１婵?rdquo;煥彩溝”三個楷書大字，清晰可見，且字體渾厚，為清代人題銘。在一塊石碑上有漢代人刻字、唐代人刻字和清代人刻字，且均為漢字。

　　陸樹彰舊藏 圖片選自 北京伍倫2018年秋季文物藝術品拍賣會LOT 0038 漢碑四種 紙本

　　說明：道光年間薩湘舲始拓而歸，地僻拓制不易。此本背面題“沙南侯碑原石，沈吉田方伯贈。永和五年六月十五日甲辰。”考沈吉田方伯應為沈應奎(1821-1895)，字小筠，號吉田，清朝官員，本籍浙江.平湖人。布政使司的布政使，一般稱“藩司”，又稱“方伯”。陸樹彰，浙江湖州人。藏書家陸心源之子，陸樹聲之弟，富書畫收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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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：

　　《沙南侯獲碑》，漢隸碑刻。東漢永和五年(140年)刻于宜禾(今新疆巴里坤哈薩克自治縣)。清道光十五年(1836 年)，清人薩湘舲途經(jīng)鎮(zhèn)西(今哈密一帶)煥彩溝時發(fā)現(xiàn)該碑，始拓以歸。據(jù)清《八瓊室金石補記》載:"字徑四尺許。"清《平碑記》載:"隸法亦參差不齊，方子東推為遒古瑰麗。"有天津康氏翻刻本。上?！渡裰輫饧肥杖氡?。碑正面刻"煥彩溝"三個楷書大字，清晰可見，且字體渾厚，為清代人題銘。在一塊石碑上有漢代人刻字、唐代人刻字和清代人刻字，且均為漢字。

　　沙南侯獲碑由于道光時才在新疆巴里坤縣發(fā)現(xiàn)，拓片罕聞，吳大澂轉托正在收復新疆途中的左宗棠代為羅致(參讀白謙慎《吳大澂和他的拓工》)。盡管不少金石學家已有親身踏查古跡的自覺，少數(shù)人也曾付諸實施，比如黃易;但囿于條件，當時學者訪碑，大多不能親赴現(xiàn)場，只能或派遣拓工前往捶拓，或輾轉羅致拓本?？梢哉f，盡管清代金石學研究成績卓著，但仍不脫“扶手椅上學問”的本色。

　　同治十一年(1872)，潘祖蔭(文勤)挾慈禧太后近臣之威，致函駐守新疆的邊帥，拓來位于新疆哈密以北、天山南麓的《沙南侯獲碑》六行足本。據(jù)考證，此本天下無雙，傳世僅此一件，現(xiàn)藏上海圖書館。當時，此事轟動金石圈，先后引來陳介祺、鮑康、胡義贊、吳大澂(清卿)、王懿榮(文敏)、張之洞(文襄)、翁同龢等題跋、考釋、鉤摹?！渡衬虾瞰@碑》此后名聲鵲起似與此大有干系，由此，較之以前，晚清以降多有椎拓，存世拓本也日漸多了起來，如朱翼庵就藏有楊守敬舊藏拓片八張。在此之前，拓本甚稀，視為至寶，如沈樹鏞得到拓片后頗為感慨：“蓋石在萬里外，訪拓既難，又無良工、氊蠟，得此片紙，雖如霧中看花，然已與宋元舊本同寶矣”。潘祖蔭六行本的獲得可以作為《沙南侯獲碑》傳拓分期的標志性事件，我們不妨將此之前稱為早期，之后稱為晚期。

　　民國間羅振玉在《石交錄》卷一中寫到：“翟氏《隸篇》、徐氏《西域水道記》、吳氏《捃古錄》均載其名，作《沙南侯碑》。南皮張文襄公始釋其文，謂是沙南侯獲，太倉陸氏據(jù)以錄入《八瓊室金石補正》，并載潘文勤、王文敏、吳清卿中丞三家題跋。潘跋謂：道光間，吳子苾閣學、劉燕庭方伯，止見前三行。同治秋，始見后三行”。羅振玉引潘祖蔭跋所謂“同治秋，始見后三行”，即指潘氏同治十一年專門拓來之六行足本，而“道光間，吳子苾閣學、劉燕庭方伯，止見前三行”，是指此前吳式芬(子苾)、劉喜海(燕庭)只見到并藏有的三行本，即通常所謂的道光十五年(1835)薩湘舲(迎阿)拓本。

　　羅振玉上引潘祖蔭跋與王懿榮、吳大澂跋及張之洞釋文，原見于潘氏滂喜齋同治十二年(1873)《沙南侯獲碑》雙鉤刻本。冊末潘祖蔭跋原文曰：“右《沙南侯獲刻石》足本。蔭所見凡五本，惟此本字最多。石始見于徐氏《西域水道記》、翟氏《隸篇》。道光間，劉燕庭方伯、吳子苾閣學皆得之，惟所見俱止前三行，無所考證。此石世無精搨本，近且日益泐，后三行又向未著錄。茲屬吳清卿編修鉤摹付梓，并以同人考釋附焉”。在潘氏此刻本之前，是碑僅著錄于徐松(星伯)《西域水道記》和翟云升(文泉)《隸篇》，徐松是親臨其碑并記錄下來的，而翟云升則是根據(jù)吳式芬手鉤本錄入。

　　潘祖蔭跋所言劉喜海、吳式芬所得三行本似乎均與陳介祺有關，均為陳氏所贈。陳介祺贈劉喜海三行本傳承至今，現(xiàn)藏北京故宮博物院，秦明先生考為薩湘林初拓本。上有陳介祺跋曰：“煥彩溝漢永和碑贈燕翁年丈，陳介祺”，陳氏鈐?。?ldquo;臣祺讀碑印”。雖無年款，顯然此時陳氏尚在北京為官之時。

　　光緒元年(1875)陳介祺跋潘祖蔭六行足本時寫到：“此石余所藏拓與子貞所釋，皆薩湘舲將軍三行本，余以一本贈子苾”。陳氏贈吳氏之本雖然今已不知何處，但據(jù)記載，吳式芬曾據(jù)此拓本雙鉤摹寫，并題跋給翟云升，由翟氏補入《隸篇·續(xù)金石目》。翟氏在書中寫到：“沙南侯碑，吳子苾依拓本手鉤。自跋云：碑在新疆煥采溝大道旁，屬宜禾縣。碑陰今刻煥采溝三大字。石既摩泐，彼處又無善拓者，故可辨者止此數(shù)字”。何紹基(子貞)有詩《再題伊吾司馬碑》四絕句，其一即關于此事，曰：“苾兄鉤本付文泉，錯落星光入《隸篇》。嗜古兩君俱已古，摩挲殘字一凄然”，并自注：“翟文泉《隸篇》據(jù)吳子苾鉤本入錄”。何紹基將此碑稱作《伊吾司馬碑》。又，幾乎同時，吳式芬自己也將此碑名目編入《捃古錄》第四卷“秦漢東漢”篇。

　　至于陳介祺所說何紹基考釋云云，想必是緣于崇恩(雨舲)得到的薩湘舲拓本。何紹基考碑、摹碑一事見其詩《雨舲中丞見示伊吾司馬侯猗碑，手鉤一通，適君以閣學內(nèi)擢，因題碑后，兼寫別懷》：“東京侯氏頗寥闃，君房而后稀有聞。瑾也廁居邊酈列(見范書《文苑傳》，瑾，敦煌人)，猗乎今見斯碑文。伊吾司馬始建設，屯田塞下督耕耘?？v非威名等傅介，亦當愷悌如耿勛。敦煌云中并河外，兩侯或本同榆枌。一文一武顯晦異，碑詞史筆齊垂芬。我生金石宿緣厚，廣搜遺逸理放紛。裴岑碣得舊打本，中有古余袪蠹蕓(余所得《裴岑碑》，乃張古余先生舊藏，遠勝后來拓本)。侯君銘字更奇重，光氣上屬天山云。薩公工書我習見，政暇尋帖意甚殷(湘舲先生昔守長沙，公余惟作書、評帖而已)。初拓百本不到我，多付俗子供摧焚。玉關飛越剩此紙，郵筒風義見兩君(湘舲、竹農(nóng))。獨怪探奇睹三面，何不獵古掩其群。睦堂祖谷定何語，無緣起問故將軍。香南居士偶獲此，借到齋閣香先薰。桂花濃開酒碗重，翠墨乍展詩魂欣。三行磊落廿余字，朗若星斗天章分。摩挲十日不忍釋，老腕鉤出多細筋(余復識出者首行‘五’字、三行‘盛’字，首行末‘司’字亦隱隱可辨)。公膺疆寄揚歷久，歸依香案絲綸勤。聞道趨朝已有日，顧余戀別無可云?；貞涀x碑幾凔熱，相與訂古忘宵昕。濼社秋風悵留滯，柧棱瑞靄瞻煙煴。春明豈少文字樂，只愁膻附如蠅蚊。幾時再窺題躞秘，會合聯(lián)句留書裙”。

　　何紹基此詩甚為冗長，全文轉抄于此是因為它傳遞給我們不少信息：一是，何紹基也進行了考釋、辨字、鉤摹。二是，何紹基本人未藏有此碑拓本，乃其至交崇恩所示。三是，何紹基詩中還透露了薩湘林的一些情況，如薩氏雖為武將，但“薩公工書我習見，政暇尋帖意甚殷”。最重要的是，披露了薩湘林椎拓共計百本這一最為重要的版本信息。讓我們再回到潘祖蔭，他在得到六行足本之前，亦有一精拓三行本。此本后歸江標、費念慈，現(xiàn)藏北京大學圖書館。上有王懿榮同治辛未年(1870)墨筆題跋：“道光間，長白薩迎阿訪出，海豐吳氏掖翟氏，始著錄，見吳氏《捃古錄》、翟氏《隸篇》，均名沙南侯碑，所據(jù)搨本都三行，釋文互異”。目前我們了解到的《沙南侯獲碑》早期傳拓著名之本可能就上述這些，均應視為薩湘舲三行本，歷來亦被視為初拓本。

　　可以看出，薩湘舲、尹濟源二人書跋在某方面上講是關于此碑最早的研討，多有見地，難怪何紹基不厭其煩、長篇累牘、一字不落地記錄了下來。同時何紹基也嘆息，盡管“湘舲先生，余曾見于長沙”，但“郵筒百本，不及吾齋”。薩湘舲“拓百紙遍寄”，無疑對《沙南侯獲碑》的流傳居功至偉，可能也因此使人們以為其是最早椎拓者。當然，前人也提到了最早對此碑記載的是徐松及其名著《西域水道記》，如潘祖蔭在滂喜齋《沙南侯獲碑》雙鉤刻本跋語中就明確寫到這一點，但潘祖蔭及其周邊金石圈中人始終未說徐松椎拓了《沙南侯獲碑》。

　　雖然人們承認徐松最早發(fā)現(xiàn)并記錄了《沙南侯獲碑》，時在嘉慶二十五年(1820)，但一般均認為拓本始于十五年后的薩湘舲，時在道光十五年(1835)。如上所述，自清晚期至今金石家基本持此觀點。當今專就此碑并言及該題目的是新近秦明先生的文章。他寫到：“最早發(fā)現(xiàn)并記錄該碑的是清代嘉道時期的著名學者徐松，他在《西域水道記》卷三中記載。......因徐松未言有拓本攜歸，故一般認為《沙南侯獲碑》的初拓本，系清道光十五年(1835)薩迎阿經(jīng)其地，始拓以歸”。事情可能并非如此。依愚管見，徐松當年應該椎拓了《沙南侯獲碑》，他應該是之第一人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