對章草刻帖因?qū)掖畏《ЧP意的弊端，沈曾植堅持《月儀帖》等帖與漢碑相通的觀點，提出了從漢碑尋其沿革的解決辦法，將對章草刻帖的取法與對漢魏碑刻的取法結(jié)合起來，認為“《夏承》《華山》，下逮《孔羨》《王基》，皆紹中郎分勢，刻意波發(fā)者?！对聝x》屢摹，筆道湮絕，當就上數(shù)碑尋其沿革。”[6]

沈曾植細分《急就章》《月儀帖》的不同，以古隸章草、八分章草別之，認為《急就章》是古隸章草，《月儀帖》是八分章草，右軍父子則是今隸今草?！都本汀分褂也?，《月儀》左方起收處皆有作意。[7]他還敏銳地認識到，唐人八分與漢人八分之別在章草的書寫中所表現(xiàn)出來的差異，判斷松江本《急就章》為唐人所臨，并指出唐人八分是祖述鍾、蔡的，若由唐人八分上溯索靖章草，或能窺見索靖之奧。他在跋《明拓急就章》時說：

細玩此書，筆勢全注波發(fā)，而波發(fā)純是八分筆勢，但是唐人八分，非漢人八分耳。然據(jù)此可知必為唐人所摹，非宋后所能仿佛也。唐人八分，祖述鍾、蔡，據(jù)以上溯征西，虎賁中郎之似，或一遇之。[8]