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4年4月17日《書法導(dǎo)報》專題

新發(fā)現(xiàn)《袁甲三墓志銘》考證

馮劍星

一 231

袁甲三病逝前后

袁甲三（1806年一1863年），字午橋，河南項城人。袁甲三先后參與了平定太平軍、捻軍的軍事行動，屢建戰(zhàn)功，官至漕運總督兼江南河道總督，提督八省軍門，賜號“伊勒圖巴圖魯” 。因戰(zhàn)功顯赫，受朝廷嘉獎，賞戴花翎，穿黃馬褂 。同治二年（1863），袁甲三病故于陳州，享年五十八，謚號“端敏”，葬于淮陽縣西關(guān)小孟樓的袁家大墳，著有《端敏公集》傳于世。

袁甲三在道光十五年（1835）中進士，授禮部主事，充軍機章京，至咸豐三年（1853）到安徽跟隨工部侍郎呂賢基幫辦軍務(wù)，在剿滅捻軍和太平軍的無數(shù)次戰(zhàn)斗中，沉著謀劃，勇毅伐斷，最終成為獨當一面的封疆大吏。多年的戎馬生涯，使得袁甲三一直頑疾在身。咸豐十一年（1851）八月二十八日，袁甲三在給朝廷的奏折中，詳細講了自己的病情：

“再臣前因染患腹瀉，心熱飲食減少等癥，具奏請假……當即趕緊醫(yī)治，急盼速痊，詎因血氣大虧，連日服藥，腹瀉漸止，飲食稍增而心中煩熱如常，往往夜不成寐，以至觸動左腿舊疾，不維運掉，未能輕靈，且舉步時防傾跌，醫(yī)家謂風濕痰郁于經(jīng)絡(luò)，非克期所能奏效”。[1]

同治二年（1863）二月，袁甲三在陳州養(yǎng)病，此時病情更為嚴重，好友徐廣縉見到他時“其神明不衰,而痰盛語澀,步履維艱,心甚憂之。”[2]此時距袁甲三去世還有四個月時間。到了四月份，袁甲三已是沉疴不起，他給朝廷中奏折說：“奏為微臣病勢日微，醫(yī)藥罔效，長辭盛世，報稱無時……臣病已極危，自知不起，老母現(xiàn)年八十有七，奉養(yǎng)不終……君親兩負，痛戀交深。臣身雖亡，臣目不瞑。”[3]

同治二年（1863）六月二十四日，袁甲三病逝于陳州家中。同治三年（1864）十月二十七日，葬于淮陽西關(guān)小孟樓村。七月十七日、八月十四日同治皇帝先后下詔書，以示重視，并御賜祭文兩篇，御制碑文一篇，準許陳州、臨淮、淮安建立專祠。后淮安請祀名宦，河南請祭鄉(xiāng)賢，可見袁甲三身后哀榮之盛。

袁甲三素與曾國藩交厚，彼此引以為知己。其子袁保恒曾專門致信曾國藩，求曾國藩為作墓表，曾國藩回信說：

前接手書，俗緣碌碌，有稽裁復(fù)。頃奉惠緘，具悉一切。國藩昔與尊公午翁同年大人投分最早，相知頗深。泊同事一方，共支危局，軍咨往復(fù)，和衷商榷，誼可斷金。迨尊公引疾以后，滅賊報國之志，至屬纊而不忘，梁木云摧，可勝愴感!茲者金陵之役，上托天威，下資群力，幸獲藏事。而尊公不及親見蕩平，鄙人獨遭逢際會，渥邀異數(shù)，撫今追昔，愧歉曷任!六月秒小住金陵，七月杪旋皖，將上游軍事布置粗定，九月初旬移駐江寧。百務(wù)繁興，餉需仍絀。而徽、浙敗賊竄江入粵，秦、豫發(fā)捻擾鄂窺皖，東南之余患未除，西北之回氛又熾。天意茫茫，未知何年果掃除氛祿，載戢載囊。

尊公表墓之文，迄今闕然未報。顧念金石精誠，旂常勛績被于天語，孚于輿論，載于史館，表于瀧岡，自足以信今傳后垂之無窮。鄙人精力孱弱，日就衰頹，學術(shù)短淺，重以荒蕪，自度不足以表揚盛美。若能別倩巨手而署賤名于末，或猶愈于拙親裁耳。

壽州一案，奉行之員辦理未善，有累盛德。在尊公為日月之食，在世兄有霜露之悲。欲納官階，吁復(fù)祠祀，屬為據(jù)情代奏誼不容辭。惟目下為日太近，轉(zhuǎn)稍嫌于迫促，應(yīng)俟遲之明春，請世兄備一公牘，具陳愿貶已階以復(fù)先祀，并臨淮紳民具一公稟具陳業(yè)已興工，未可中輟，呈遞敝處，以憑入告，當可上邀俞允。專泐。復(fù)問禮安。諸惟心鑒，不具。[4]

從曾國藩此信中可知，袁甲三與曾國藩之交誼。在袁甲三的《端敏公集》和曾國藩的《曾文正公集》中二人書信往來頗為頻繁，涉及內(nèi)容很是豐富。袁甲三在去世之前，曾特意寫了一封書信給曾國藩，曾國藩在同治二年（1863）七月十八日給沈葆楨的書信中說：“袁午帥仙逝，有遺函寄弟，諄諄以苗事見囑，抄呈一覽。臨淮日內(nèi)十分危急，義渠殆不能支。苗練發(fā)端甚微，不謂釀成如此大禍，雖曰氣數(shù)，勝帥謀之不臧，亦何可逭?希庵病重不出，鄙人不得不獨執(zhí)其咎。數(shù)月以來，外而苗患日熾，內(nèi)而餉項日絀，晝夜憂灼。惟此二端，仰仗大力將江西厘務(wù)料量一番，庶有補救順問臺安。”[5]袁甲三信中當是談?wù)撏畋泵缗媪刈鱽y清剿之事。但曾國藩卻推辭了給袁甲三作墓表之托，認為“若能別倩巨手而署賤名于末，或猶愈于拙親裁耳。”此時曾國藩才攻克太平天國首都南京，公務(wù)繁重非常，加上其身體本身就孱弱多病，所以，覺得袁保恒請人代筆后，署上自己之名即可?，F(xiàn)在我們所看到的袁甲三墓表文，當非曾國藩所撰。其墓表文如下：

項城袁端敏公既薨之明年。其孤保恒以狀來請為辭，于外碑公事跡。已奉特旨，宣付史館。其清德真節(jié)，海內(nèi)所共知仰，獨其志有人所不及知者。

余與公相期最久，且深義，當推闡以告天下，不得辭。蓋至功無形，至名無稱，世相崇頌，以為不可能者，功名而已。持確然之志，萬變而不可渝，功成而不必與隱任其責，而不急其名，余蓋獨于公見之。自廣西“盜”起，余治兵于楚，公督師于淮，書來未嘗不以滅賊為志，規(guī)劃遠大。其后兵事日棘，余崎嶇江楚，公以孤軍扼淮堧群賊間，幾不相聞，當其時，饋餉無路，賊黨環(huán)伺隙諸路，聲勢不相及，無可恃者，徒以忠懇感激將士。人無離心，卒全長淮阻群賊不得合從，諸軍得并力平江南，無北顧憂者，以公在臨淮為之障也。公既以病歸，叛練起淮西，煽引流寇，公慮其蔓延，力疾辦賊，遂至不起。聞其病革時，喃喃語皆軍國事，遺疏猶自引咎，謂以賊遺君父，天下哀之。

嗚呼！奮身赴天下之事者，鮮不有所為，而為下者求快其私；奉其上者亦翹然思自異于人，公苦身焦思無一息之安，躓而再起，不毀其守，拳拳然，惟恐負國家，至含疑蒙垢，以求有濟垂歿，未嘗言勞。叛練平。金陵克，公皆不及見。覽粗跡者，不究事之始終，或以為功名盛著者，能軼公而過之，其尤可哀也。

已公之在軍，余聞其?？嗷虻檬謺?，感念疇昔，官京師，相歷以道誼，其志固已皎然。久于兵間，各厭于事，公年較長慮其衰，視余且甚。今余益衰，而公墓草已宿不暴，公志以推其立于功名之先者，且重負公。若其世系爵里，宜詳于志墓之文，獨本其志以著于表，俾論公者，知其大焉![6]

陳州所建袁端敏公祠，有張之萬撰寫《陳州祠碑記》；臨淮所建祠堂，喬松年撰有《臨淮祠堂記》，徐鷷撰有《臨淮祠堂記始末》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在袁甲三病危之際，捻軍曾兩次圍困陳州城，史稱“捻匪兩犯陳州，甲三病已亟，榻前授將吏方略，擊走之”[7]，此或可見袁甲三軍事才能之一斑。

袁甲三墓志拓片

二

袁甲三墓志銘出土前后

袁甲三所葬淮陽西關(guān)小孟樓村袁家大墳，共計埋葬袁氏家族6人，為袁甲三與其原配夫人陳氏，后續(xù)夫人陳氏，其子袁保齡與其夫人高氏、劉氏。至建國后1968年，“破四舊”時期，袁家6人墳?zāi)乖獾綒缧云茐?。?jīng)過筆者走訪和調(diào)查，先后訪問了很多當事人，根據(jù)一位老先生回憶：1958年，刮“五風”，搞大躍進，生產(chǎn)隊喂牲口，為了墊牲口鋪，就有人到袁甲三墓冢上挖土。后來，挖土的人越來越多，以至于到1967年，墓冢上的土被挖完，地宮石券露出了地面。當時正值“文革”，“破四舊，立四新”，竟有人帶頭挖掘袁甲三墓地宮。由于地宮是用砂礓、鐵渣、石灰和糯米漿澆鑄而成的，非常堅固，從上面用鐵錘、鋼釬一鑿一個白點，于是，他們便從地宮石券的南側(cè)地上挖了一個大洞，一直挖了數(shù)米深，然后從地宮石券的下面進入地宮，把袁甲三尸首從地宮中“請”了出來。隨葬品也被“沒收”，并被換成6輛手扶拖拉機等。

有老人親歷了挖掘現(xiàn)場，說挖掘袁家大墳當是在1968年四、五月份，當時麥子還沒有成熟，是淮陽師范的很多學生和當?shù)卮迕褚黄鹜诰?，袁甲三的棺槨?ldquo;懸棺葬法”。把袁甲三拉出棺槨的時候，尸體保存完好，肌肉還有彈性，袁保齡尸體也是如此。后其尸骨被淮陽張德聲先生收集起來，葬在了太昊陵伏羲墓冢西北角，張德聲先生今已去世，具體位置更無從查考。

也就是在此時，袁甲三墓志銘碑刻重新出土，在出土后不久，旋即被人砸毀。只有唯一孤本拓片存世，現(xiàn)藏國家圖書館。筆者多方尋訪，并經(jīng)著名書法家王學嶺先生幫助，終于找到該墓志銘拓片。

《袁甲三墓志銘》拓片，長57公分，寬153公分。墓志蓋長55公分，寬84公分。為倭仁撰文，徐廣縉書丹，劉生榮鐵筆。拓片保存完好，拓工精良。墓志蓋內(nèi)容為：“皇清誥授光祿大夫、欽差大臣、漕運總督、贈都察院右都御史、袁端敏公墓志銘”，為徐廣縉篆書。其墓志全文如下：

公姓袁氏，諱甲三，字午橋，河南項城人也。曾祖諱志恭，祖諱九芝，考諱耀東，三世并封光祿大夫，振威將軍、兵部侍郎、都察院右副都御使、漕運總督如公官。公少而食貧，訓生徒為事。讀書期大用，窮日夜，治諸經(jīng)，悉通其義，為學務(wù)力行，未嘗空言性道，而大義必宗向而信且好焉。故其生平言語動作不茍，而于取舍進退常有以自守也。

道光甲午舉于鄉(xiāng)，乙未成進士。授吏部主事，補精膳司，歷儀制司員外郎、主客司郎中，掌司務(wù)廳印，入直樞廷供職。益?于天下大事，勤求處置之宜，識者知其有當世志。擢任江南道監(jiān)察御史轉(zhuǎn)給事中掌兵科，不喜毛舉細故，然遇奸弊事必彈劾，不稍顧忌，貴顯咸憚之。

文宗皇帝初親大政，疏請益嚴圣敬，得旨嘉獎。至停捐輸、舉將才諸疏，天下傳誦。其留中備覽者，則有救時急務(wù)六策。又嘗請，因豐北決口，改黃河歸故道。雖未即行，其后河口再決，卒如公言。

會粵匪余孽竄渡皖省，呂文節(jié)公奉督辦團練，知公賢，欲引共事，公以母老辭。呂公行至涿，專疏請公幫辦，遂奉諭旨蒞事皖軍。歷署鳳陽府知府、廬鳳潁六和滁泗兵備道、安徽布政使司布政使。皖初罹亂，上下莫知兵事，會呂文節(jié)公、周文忠公及大學士奕公先后星隕，公疏辭皖藩，請專理軍務(wù)。奉旨以三品卿銜悉兼數(shù)公事，前后平劇盜，旋移駐臨淮。

淮自咸豐三年后，數(shù)經(jīng)寇亂，民氣雕敝。公既至，討軍實，撫殘黎，恩威濟行，民不苦兵。分軍搗九洑州，以規(guī)取金陵，毫匪屢圖復(fù)逞，皆以時撲滅，故終公之任，皖北肅清。以功擢都察院左副都御史，勸懲守吏，威信大行。俄以事鐫官及再起，三持將節(jié)，廓清兩淮，數(shù)殲盜魁，忘身犯難，一意孤行，未嘗有幾微介心。

庚申秋，群夷犯順，公力請勤王。文宗皇帝以臨淮南北鎖鑰，非公不可，命仍留鎮(zhèn)屬淮練，蓄異志，伺隙竊發(fā)。臨淮軍糧運屢絕，公以忠義激勸將士，人樂為用，卒合楚師，肅清江北，遂撫定彭城、臨淮數(shù)百里，去逆效順，至今不為逆，練協(xié)從者皆公之力也。督皖師數(shù)年，佩欽差大臣關(guān)防，嘗署漕運總督，兼理江南河道總督，提督八省軍門海防軍務(wù)，無日不在行間，然公病由此深矣。

會文宗皇帝棄群臣，公以哀感，病亦劇，屢疏請歸田，且薦皖撫李公自代?；实垡怨f臣，溫旨慰留，既得請回籍。未幾，苗逆背叛，皖豫震動，公即家具疏，上陳大局，旋奉諭旨，籌辦團練防剿事宜。時因蒙臨饑窘，復(fù)命籌糧接濟。公日夜籌維，不遺余力。值事機多阻，余捻降眾乘間蜂起上犯，歸陳軍書旁午，公力疾，指揮不少懈，遂以積勞，于同治二年六月二十四日薨于陳州防所，遺疏入，上軫悼，賜祭葬，優(yōu)恤如例。

予謚端敏公，事父母孝，謹篤于親黨交游，家無余貲，未嘗私授人一錢，而供養(yǎng)施助之事必豐也。當官守職，潔己奉公，事上以誠，接下以恕，人無貴賤，皆親愛之，雖盜賊亦曰袁公不欺人也。及開府務(wù)鎮(zhèn)靜，持大體，不尚苛察，亦不邀奇功，宣力兩朝，倚為重臣。其他嘉言善行，嘖嘖在人口，猶于公為不足道也。

公生于嘉慶十一年正月二十七日，壽五十八歲。夫人陳氏、繼陳氏，皆贈一品夫人。子二：長保恒，官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；次保齡，壬戌科舉人。以同治三年十月二十七日將葬公于陳州府西新阡，請余為之銘。銘曰：

有才卓警，儀曹觀政。勤宣樞省，霜臺歷柄。優(yōu)寬絀猛，其績載炳。出奠淮境，治以道靖。戢暴宥眚，人安己病。桑菀覆傾，袁公之井。吾銘炯炯，以鞏幽夐。遺澤孔永，貽厥后慶。[8]  

賜進士出身、誥授光祿大夫、文淵閣大學士、弘德殿行走、經(jīng)筵講官、翰林院掌院學士、鑲白旗蒙古都統(tǒng)倭仁頓首拜撰。賜進士出身、誥授榮祿大夫、太子太保、欽差大臣、兩廣總督、一等子、前翰林院編修徐廣縉頓首拜書并篆蓋。男保恒、齡上石。富平劉生榮鐫。

墓志所載文字與《端敏公集》所載基本吻合。

袁甲三墓志志蓋

三

關(guān)于袁甲三墓志銘的考證

袁甲三墓志銘撰文者為倭仁。倭仁（1804—1871），蒙古正紅旗人，烏齊格里氏，字艮峰。道光九年進士。同治初擢工部尚書、文淵閣大學士，授皇帝書。精研理義之學，同治間號為理學大師。曾反對選用科甲官員入同文館學習天文算學，為頑固派代表人物。官至文華殿大學士。卒謚文端。有《倭文端公遺書》。

倭仁作為當時最著名的理學家，身居要位，為同治皇帝老師。道光十五年（1835）乙未科，倭仁為同考官，葉名琛、何桂清、彭蘊章、朱琦、羅惇衍、袁甲三等人皆出其門下。后胡林翼、張之洞等人亦是其門生。曾國藩也像倭仁執(zhí)弟子禮，其家書中對倭仁推崇備至。袁甲三作為倭仁弟子，和其交往自是親密無間。如他在給倭仁的信中有云：“自以受恩最重，不敢以病忘憂。極力支撐，事皆口授。然奏請，雖皆蒙俞允，而事機每致牽移，尚祈大君子通局籌維經(jīng)綸，密運于豫皖大局。以大力斡旋之，不獨鄙人心佩也，天下望公最重。”[9]可知袁甲三在朝中遇到諸多掣肘之事，多賴倭仁從中斡旋幫助。是以，袁甲三病逝，倭仁作為其座師，也是當時理學泰斗、同治帝師，為其作墓志銘文，為當仁不讓之事。

袁甲三墓志銘書丹者徐廣縉。徐廣縉（1797——1869），字仲升。安徽阜陽太和人，清嘉慶二十五年（1820）進士，選庶吉士。歷任云南巡撫、廣東巡撫、兩廣總督、湖廣總督等職，為晚清重臣之一。

徐廣縉與袁甲三交往密切，而且是兒女親家。袁甲三共育有三子五女，其四女與徐廣縉之子徐煌訂婚，但是未及成婚，袁甲三之女夭亡。同治元年（1862）四月，徐廣縉曾攜子至開封，欲秋季完婚，但不到一月，袁甲三之女病逝，“攜煌兒赴汴,假館于袁午橋親家公寓。滿擬秋間為煌兒成婚,乃抵汴不及一月,而午橋之女忽天。天之杌我,如不我克”。[10]

袁甲三督師安徽期間，徐廣縉因失守武昌等地，被革職拿問，賦閑在安徽太和老家，兩人此時來往更為頻繁。咸豐八年八月皇帝下詔“勝保奏留兵剿匪,請派員督率等語，徐廣縉著賞四品卿銜，留于懷、鳳,暫行統(tǒng)帶勝保所留官，隨同袁甲三辦理剿辦事宜。”[11]”清朝廷讓他幫辦袁甲三剿匪，也是讓他戴罪立功。在此期間，兩人籌劃剿匪軍務(wù)，關(guān)系愈加親密。徐廣縉詩作中也多次提及二人交往，如《承聞袁午橋副憲雉河大捷詩以志喜》《前作意猶未盡再賦此章》，以及《袁午橋親家贈酒兩壇,存糧臺處,書至而酒已送營次,頗覺耿耿于懷。越半月,忽遣健卒赍到,又大喜過望,賦此自嘲》等，足見兩人交往之細節(jié)。

徐廣縉傳世書法之作不為多見，為袁甲三墓志所作篆書、小楷，兩體尤為精彩。其篆書取法李斯、李陽冰，用筆工穩(wěn)含蓄，遒勁在內(nèi)，風姿遠出，非一般俗手所能為之。其小楷直取二王，紹法于晉人之間。用筆純熟自如，一派帖學正宗風范。筆者所見其行書四屏、手札之作，亦是一絲不茍，極見書法造詣之精深。此墓志小楷結(jié)體精嚴，筆墨靈動，于點畫精工之處卻能見空靈瀟灑之意，可謂上乘之作，有著較高的書法藝術(shù)價值。

袁甲三墓志刻石者為劉生榮。劉生榮為陜西富平南陵村人，出生于石刻世家，精于各類大體型石刻，專長勾字，鐵筆生花，他的石刻技藝在當時首屈一指，被譽為“五虎上將（匠）”之首。曾復(fù)刻歐陽詢《虞恭公墓志》，被譽為“下真跡一等”。后袁保恒得到岳飛《前后出師表》墨本，就是請劉生榮鐫刻成碑，傳之于世。其所刻袁甲三墓志，分毫畢現(xiàn)，與徐廣縉墨本最為接近，可見其刻石功夫之精湛。

袁甲三墓志銘局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