元·趙孟頫書《心經(jīng)》 

趙孟頫，（1254—1322）字子昂，號松雪，松雪道人，湖州(今浙江吳興)人。宋太祖趙匡胤十一世孫，秦王德芳之后。趙孟頫一生歷宋元之變，仕隱兩兼，他雖為貴胄，但生不逢時，青少年時期南宋王朝已如大廈將傾，他在坎坷憂患中度過。他的父親趙與告官至戶部侍郎兼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，善詩文，富收藏，給趙孟頫以很好的文化熏陶。但趙孟頫十一歲時父親便去世了，家境每況愈下，度日維艱。宋滅亡后，歸故鄉(xiāng)閑居。

趙孟頫是一代書畫大家，經(jīng)歷了矛盾復(fù)雜而榮華尷尬的一生，他作為南宋遺逸而出仕元朝， 對此，史書上留下諸多爭議。“薄其人遂薄其書”，貶低趙孟頫的書風(fēng)，根本原因是出自鄙薄趙孟頫的為人。 盡管很多人因趙孟頫的仕元而對其畫藝提出非難，但是將非藝術(shù)因素作為品評畫家藝術(shù)水平高低的做法，是不公正的。鑒于趙孟頫在美術(shù)與文化史上的成就，1987年，國際天文學(xué)會以趙孟頫的名字命名了水星環(huán)形山，以紀(jì)念他對人類文化史的貢獻。散藏在日本、美國等地的趙孟頫書畫墨跡，都被人們視作珍品妥善保存。

趙孟頫博學(xué)多才，能詩善文，懂經(jīng)濟，工書法，精繪藝，擅金石，通律呂，解鑒賞。特別是書法和繪畫成就最高，開創(chuàng)元代新畫風(fēng)，被稱為“元人冠冕”。在繪畫上，山水、人物、花鳥、竹石、鞍馬無所不能；工筆、寫意、青綠、水墨，亦無所不精。他在我國書法史上已占有重要的地位。自五歲起，趙孟頫就開始學(xué)書，幾無間日，直至臨死前猶觀書作字，可謂對書法的酷愛達到情有獨鐘的地步。他善篆、隸、真、行、草書，尤以楷、行書著稱于世，《元史》本傳講，“孟頫篆籀分隸真行草無不冠絕古今，遂以書名天下”。元鮮于樞《困學(xué)齋集》稱：“子昂篆，隸、真、行、顛草為當(dāng)代第一，小楷又為子昂諸書第一。”其書風(fēng)遒媚、秀逸，結(jié)體嚴(yán)整、筆法圓熟、世稱“趙體”。與顏真卿、柳公權(quán)、歐陽詢并稱為楷書“四大家”。

趙孟頫傳世書跡較多，代表作有《干字文》、《洛神賦》、《膽巴碑》、《歸去來兮辭》、《蘭亭十三跋》、《赤壁賦》、《道德經(jīng)》、《仇鍔墓碑銘》等。著有《尚書注》、《松雪齋文集》12卷等。

從這里介紹的《般若波羅蜜多心經(jīng)》中，我們可以看到他在中國書法史上承前啟后的重要地位。

《心經(jīng)》冊頁裝，3開。第1開前1開,是白描觀音大士像。第3開后第1開.是白描韋陀像，后面第2—3開是明王稚登、清張英、張照、勵宗萬等人跋和原梁清標(biāo)題簽。每單開縱288厘米,橫108厘米。此冊原為清張若藹舊藏，有“煉雪鑒定”、“晴嵐居士”等印。乾隆時入清宮，有乾隆、嘉慶、宣統(tǒng)內(nèi)府藏印?！缎慕?jīng)》原為手卷,入清宮后改為冊頁，并加裝檀香木雕花夾板?！缎慕?jīng)》前后的《觀音像》、《韋陀像》是清人所繪。著錄于《秘殿珠林續(xù)編》。

這冊《般若波羅蜜多心經(jīng)》是趙孟頫的一件代表作品。它運筆自如，清潤流暢，自成面貌，但細分析起來，卻又感覺它筆筆字字都自有來歷。我們知道，宋代書畫藝術(shù)到南宋末年已走向衰退。馬遠、夏珪末流的畫風(fēng)，大多空闊粗疏，韻味全無。書法也早已失去了北宋的生動神韻，傳世的趙孟堅《自書詩帖》、文天祥《木雞集序》，都說明了這種情況。生活在這一時代的趙孟頫，力圖矯正時弊，有所作為。如同中國歷史上常見的托古改制一樣，他在書畫上，也以提倡“貴有古意”，來振興頹勢。在書法上，他用心臨摹鐘繇、王羲之、王獻之、智永的字帖，力求從魏晉人的作品中吸取營養(yǎng)。但宋末元初時，已沒有東晉人那種以玄風(fēng)為背景的風(fēng)韻。趙孟頫臨摹的拓本字帖，與鐘、王、智永原寫本的神采也已有距離。這樣，趙的書法也只能是古人的影子，而不可能是古人的再現(xiàn)。加之晉人席地而作、懸空書寫，與元代端坐高椅、據(jù)案書寫的姿勢截然不同，書寫效果判若有別。這樣，趙孟頫雖主觀上追摹古人，而實際上卻產(chǎn)生了一種貌似古人的新的書風(fēng)。趙孟頫一心尊古、規(guī)模古人點劃的臨帖方式，對明清以來的書學(xué)影響很大。至于他借鑒行書的筆法與小楷的結(jié)體來寫大楷，創(chuàng)造出一種別于歐、柳、顏體剛性楷書的柔性趙體楷書，則因其適應(yīng)性強，大可書寫匾額，小可謄錄殿試大卷，影響就更大，試看元代刻書一律通行趙體，就可知趙字的風(fēng)行程度了。

趙孟頫所寫《般若波羅蜜多心經(jīng)》非只一本，此冊是寫給中峰和尚的。中峰釋名明本，號中峰，元代高僧， 主持吳興弁山幻住庵。元仁宗曾賜號佛慈圓照禪師。圓寂后謚普應(yīng)國師。中峰小趙孟頫九歲，但趙對中峰執(zhí)禮甚恭。自北朝以來，佛教的信士往往自己寫經(jīng)或雇人寫經(jīng)以為功德。但所寫經(jīng)卷。均用楷書，趙孟頫用行書寫《心經(jīng)》。在寫經(jīng)史上是一個創(chuàng)例。

本冊明王稚登跋說：“趙魏公平生好寫佛經(jīng)、禪偈，余所見甚多，指不可盛僂。蓋其前身當(dāng)是高僧，故津津于竺乾妙典，不一書而足也。”其實，在元代這一特殊的朝代，知識分子，不論是在野的，還是出仕的，精神都是有些苦悶的。他們或逃禪入道，或寄情山水，甚至流連風(fēng)月，作為書會才人，編寫雜劇。這些人不可能前身都是高僧。至于趙孟頫，一方面，因以趙宋宗室出仕元朝，受到遺民鄙視；另一方面，在元朝朝廷又受到蒙古大臣的排擠，以至于不得不向皇帝表白：“往事已非那可說，且將忠直報皇元。”在這種心境下，他寫過一首《罪出》詩，說：

        在山為遠志，出山為小草。

        古語已云然，見事苦不早。

        誰令墮塵網(wǎng)，婉轉(zhuǎn)受纏繞。

        昔為海上鷗，令為籠中鳥。

一個“籠中鳥”向空門尋些寄托，與其前身是否高僧，恐怕沒什么關(guān)系。更何況趙孟頫還寫過《洞玄自然九天升神章經(jīng)》這類道教經(jīng)典，那就更與高僧無關(guān)了。王稚登是晚明所謂“山人”之流。當(dāng)時人沈德符在所著《萬歷野獲編·山人》中。對王曾加以諷刺。此冊王跋之陋，足證沈的諷刺是頗有道理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