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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: 鄧石如為清代碑學書家巨擘,擅長四體書。其篆書初學李斯、李陽冰,后學《禪國山碑》《三公山碑》《天發(fā)神讖碑》、石鼓文以及彝器款識、漢碑額等。他以隸法作篆,突破了千年來玉筯篆的樊籬,為清代篆書開辟了一個新天地。更多書法內(nèi)容盡在集大家書法!
鄧石如為清代碑學書家巨擘,擅長四體書。其篆書初學李斯、李陽冰,后學《禪國山碑》《三公山碑》《天發(fā)神讖碑》、石鼓文以及彝器款識、漢碑額等。他以隸法作篆,突破了千年來玉筯篆的樊籬,為清代篆書開辟了一個新天地。更多書法內(nèi)容盡在集大家書法!
此外,最具鄧氏特色的是隸書。他的隸書是從漢碑中出來,結(jié)體緊密,貌豐骨勁,大氣磅礴,也使清代隸書面目為之一新。
《張子西銘》中的張子即張載,張載為北宋“五子”之一,世稱橫渠先生,尊稱張子,程顥、程頤的表叔,出生于今西安,名字取自《周易·坤卦》“厚德載物”之“載”,“少喜談兵”。創(chuàng)立了“關(guān)學”,與二程的洛學、周敦頤的濓學、王安石的新學、朱熹的閩學齊名,共同構(gòu)成了宋代儒學。
鄧石如身材高大,胸前飄一綹長長的美髯,遇人落落,性格耿介,無所合,無款曲,無媚骨,無俗氣,稱得上頂天立地的一個偉男子。因為其祖輩出身寒微,枯老窮廬,他的一生更備嘗人間的酸甜苦辣,過著“采樵販餅餌,日以其贏以自給”的生活。他以“山人”自居,于荒江老屋中高臥,把功名兩字都忘記了。
鄧石如為什么淡泊如此?他生活的時代,是歷史上堪稱盛世的“乾嘉時代”。他來到這個世界時,政局早已穩(wěn)定,天下亦早已被愛新覺羅氏那雙射雕射虎的手撫摩得比較熨帖了。生活隨著時間的河流,日復一日地平靜地流去。我們只知道他戴草笠,著芒履,策毛驢,浪跡天下名山大川,有如云水之間孤獨的浮鷗。他的好友師荔扉曾經(jīng)送他這樣兩句詩:“難得襟懷同雪凈,也知富貴等浮云。”看淡了浮華、浮夸、浮名,也就與浮躁相去甚遠。“忍把浮名,換了淺斟低唱”,柳永那種懷才不遇的牢騷他沒有;“患名之不立,患年之不長”,賈逵的雄心進取他缺乏;“名飛日月上,義與風云翔”,李白的濟世大志他也不具備。他只是歸于淡,把世間萬物都看得淡了,淡到自甘寂寞,遠離紅塵。
可是,他又真正地熱愛著書法,一天也舍不得丟棄。每日清晨,他研一盤滿滿的墨水,就著凈幾揮灑,必待墨水用干了才上床休息。所謂“熱愛”,在鄧石如的人生里,除了出身寒微,飽受生活的煎熬以外,還得把功名利祿置于腦后而全身心地投入藝術(shù)的艱苦錘煉中。他不怕板凳一坐十年冷,更不愿像某些“名人”那樣熱衷于今天上電視,明日登報紙,后天獲大獎,不然就日子一天也難過。
當年,他為湖廣總督畢沅的幕友時,“與人論道藝,所持侃鑿,絲毫不肯假借,布衣棕笠,貴客公卿間,岸然無所詘也。”儼然一種平民藝術(shù)家的本色。但是,“日見群蟻趨膻,阿諛而佞,此今之所謂時宜,亦今之所謂捷徑也。得大佳處,大抵要如此面孔。而謂琰能之乎?日與此輩為伍,郁郁殊甚。”他看不慣官場的群蟻趨膻,也不愿阿諛權(quán)貴。那么,雖為幕友,卻也是落落寡合的——他不適合那個生態(tài)環(huán)境。于是,他拂袖而去,返回民間,適者自適,從此一生六十余年再也沒有混跡于官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