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十世紀上半葉的書家，對章草的認識與理解出現兩種傾向：一種是專以章草為法，對厚重樸拙一路的趣味格外青睞;另一種則是反過來的影響，因對厚重樸拙的追求與表現，筆下出現部分章草形態(tài)和意味。不少書家的行草作品中都帶有章草元素，但這些作品并不是典型的章草書，若將其視為帶有章草筆意、筆法的作品也無可厚非。從寬泛的標準來說，這些帶有章草元素的行草書可以視為廣義的章草作品。這種現象在二十世紀上半葉的行草書中表現得非常普遍，可以稱為章草的泛化現象。這種現象的出現，一方面是章草資源的挖掘與傳播所帶來的影響;另一方面是對篆隸碑版的取法，在碑派審美趣味、技法影響下，對厚重樸拙的追求與表現所致，雖不是直接來自章草的影響，但與章草的影響卻是異曲同工的，可謂暗合。

　　這種暗合，在當代學者的研究中，常常被視為章草影響的自然結果。后人會從自己的立場、需求去有意挖掘、放大這一時期作品中章草的因素。當代學者對《書譜》中章草因素的解讀，對清末以來書家對《書譜》取法的章草角度的詮釋，透露出當代學者研究方法的不足，即對與章草因素、特點相近的某些書寫形態(tài)的過度詮釋。通過對這種過度詮釋的剖析，我們也可窺見二十世紀書家的章草觀念、形態(tài)表現的寬泛性以及當代學者對清末以來章草研究的問題所在。